王國維《頤和園詞》考論–文史找九宮格講座–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近代人文 王國維

清代興修的圓明園和頤和園不只是京城的地標式園林，集中展示了中國封建文明之年夜不雅，並且也見證了清王朝從茂盛、式微到消亡的全經過歷程。關于其由盛轉衰的文學書寫，天然成為一時文人之熱門話題，而平易近國尤盛。黃濬說：“自平易近國以來，西苑、頤和園景致皆為輩流詩料，看古遠集，可采之作如林。”［1］就提醒了平易近國以圓明園、頤和園為描述對象的創作蔚然成風，佳作如林。鄧云鄉說：“清末以‘長慶體’詠名園者，首推湘綺白叟王壬秋之《圓明園詞》，其次即靜安師長教師之《頤和園詞》。”［2］可見一時之論。

在王國維暮年編定的《不雅堂集林》“詩”中，即以這首《頤和園詞》為開始。他暮年對助教趙萬里談及“差可自喜”的詩歌，《頤和園詞》位居第一［3］。但即使是在那時和后來享有這般盛名的一首詩歌，而諸多題目實在久已不彰，如關于王國維之《頤和園詞》的創作佈景、版本變更、基礎內在以及走向經典的經過歷程。本文試作一初步切磋。

一 《頤和園詞》的創作時光與羅振玉手書石印本

辛亥反動后，王國維東渡japan(日本)，作詩較多。其緣由重要有二：一方面時逢辛亥之后，三千年封建帝制了結，國體急變，王國維身經兩朝，料多感歎；另一方面，居東之初重要為羅振玉收拾躲書，難以體系唸書，頗為清閑，故有以詩遣日之雅興。王國維曾致信柯劭忞回想初抵japan(日本)的情況說：

辛壬之交初抵japan(日本)，與叔言參事收拾其所躲冊本，殆近一年，此時無書可讀，故得詩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舊業。［4］

便是夫子自道。《頤和園詞》是王國維居住京都不久之后創作的一篇七古長篇敘事詩。1922年，王國維編定《不雅堂集林》，其卷第二十“綴林二”詩部《頤和園詞》題下注“壬子”［5］。王國維《頤和園詞后記》亦云：

壬子仲春，僑居japan(日本)京都，旅食多暇，因成此詞。［6］

趙萬里《王靜安師長教師年譜》于“壬子”年下亦記云：“仲瑜伽教室春，作《頤和園詞》。”［7］可知“壬子仲春”即是此詩明白的撰寫時光，無須別為考索。

王國維、趙萬里所言“仲春”乃是指農歷而言，農歷仲春初一即公歷3月19日，而仲春二十九日即全部仲春停止之時，已是4月16日。1912年4月15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即有“前作《頤和園詞》一首”［8］如此，則4月上旬或此前當是其初稿完成的時光。1912年4月10日，王國維致繆荃孫信云：“《頤和園詞》數日內可印成，再行奉寄。”［9］所謂“印成”，乃是指羅振玉手書《頤和園詞》以付石印數日可成之意。則王國維撰成此詩當在3月20日至4月10日之間，詳細在4月初最有能夠，年夜致相當于農歷仲春中旬。

羅振玉說：“他那首《頤和園詞·七古》，足足寫了快一個半月。”［10］王國維自稱作詩缺少捷才，他說：“一詩之成，動筆后遲則三五日無不成者。惟以前實須醞釀，其期是非不定。”［11］像如許千言以上的長篇，所費時日確定就更多了。王國維抵京都初期，與羅振玉同住田中村，羅振玉應當見證了王國維創作此詩的完全經過歷程。以此而言，王國維年夜致從1912年3月初（農歷一月）開端構想并創作這瑜伽場地首《頤和園詞》，顛末一個多月的思慮、初撰與考慮修訂，至1912年4月初定稿，隨后羅振玉以十天擺佈的時光手寫并付印。今檢羅振玉手書印本（以下簡稱“羅印本”），扉頁題“辰在壬子仲春比叡賓萌手錄并篆首”，并鈐“馨室”之印。“比叡賓萌”為羅振玉在京都時所用號，而“馨室”則為羅振玉當時書齋名。則從王國維撰成詩歌、羅振玉激賞、羅振玉手抄并付印三事連接而來，都是在“仲春”內完成的［12］。

王國維此詩的第一讀者就是羅振玉。趙萬里說“羅師長教師見而激賞之，為之手寫付印”［13］，這個手寫付印本便是此詩的第一個傳本。1912年4月15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說起的“拙詩附呈”［14］，隨信附上的應當就是羅印本。羅印本應當印成于1912年4月11至4月15日之間。這個印本贈予的對象除了japan(日本)的伴侶，還有就是國際的諸多故人［15］。

二 《頤和園詞》的六個版本與王國維的六次修訂

今通檢《頤和園詞》諸傳本，在長達十年的時光內，王國維不竭經由過程修訂而構成分歧的版本。

羅印本之前當然是王國維的手底稿了。昭和三年（1928）七月，japan(日本)神田信暢編《王忠愨公遺墨》一種，內收王國維手書《頤和園詞》，并鈐“豹軒庋躲”印，以此可知此乃是王國維書贈鈴木虎雄者。這個文本［16］很能夠是王國維甫寫就即抄贈鈴木虎雄者，時光應在羅印本之前。今檢“豹軒庋躲”本《頤和園詞》（以下簡稱“鈴草本”。），其王國維手自刪改之處與羅印本悉合。

茲略舉數例：鈴草本“官山杰構三重峙”，“杰”初作“圓”；“月地花階敞上方”，“敞”原作“敝”；“宗廟重聞鐘鼓聲”，“宗”原作“祖”；“淥水青山不曾改”，“不曾”原作“仍未”；“豈謂先朝營楚殿”，“豈謂”原作“本自”；“翻教本日作堯城”，“翻教”原作“豈知”；“深宮母子獨凄然”，“獨”原作“倍”；等等。王國維以上在書贈鈴草本上的修訂之處，羅印本皆據改。則鈴草本在羅印本之前，證據是充足的。

王國維在京都與論詩最頻仍的就是鈴木虎雄，故既手書相奉，復贈以羅印本。這是鈴木虎雄躲有王國維手底稿的緣由地點。鈴草本是今存王國維的第一次修訂本，未經修訂的原稿才是王國維的手底稿。木下彪曾說：“我還曾在鈴木豹軒師長教師的地方，見過王氏親筆所寫的《頤和園詞》草稿。”［17］這個“草稿”便是手底稿與鈴草本的合一。

1913年7月上旬，王國維將壬子、癸丑兩年古今體詩20首合為《壬癸集》一種，由京都圣華房以江州舊木活字付梓百部達成，而以《頤和園詞》居首。（《壬癸集》本《頤和園詞》，以下簡稱“壬癸本”。）羅印本應是壬癸本的藍本，但兩本仍有文字差別。試舉例如下：羅印本“方治樓船鑿漢池”，壬癸本“方”作“因”；羅印本“冠山杰閣三重峙”，壬癸本“重”作“層”；羅印本“同懷罕講家人禮”，壬癸本“同懷”作“從游”；羅印本“臥起每偕寧壽主”，壬癸本“寧”作“榮”；羅印本“月地云階敞上方”，壬癸本“地”作“殿”；羅印本“為簡儒臣嚴豫教”，壬癸本“豫”作“諭”；羅印本“后宮并乏家人子”，壬癸本“家”作“才”；羅印本“西北諸將翊王家”，壬癸本“翊”作“奉”；羅印本“獨總百官稱冢宰”，壬癸本“稱”作“居”；等等。值得留意的是：固然后來的壬癸本與集林本仍有不少文字差別，但壬癸本對羅印本的修訂文字，悉數為集林本接收。則壬癸本在《頤和園詞》走向定本的經過歷程中確切具有主要意義［18］。

鈴草本上的修正之處悉數為羅印本所接收，而壬癸本對羅印本的修正也悉數為集林本［19］接收。但集林本仍然有新的修正之處。試對勘壬癸本，集林本的修正重要表現在以下數處：壬癸本“西宮才略稱殊盡”，集林本“殊盡”作“第一”；壬癸本“內殿頻聞久論思，娘家頗惜閑恩惠膏澤”，集林本作“恩惠膏澤何曾逮娘家，咨謀往往聞溫室”；壬癸本“六王輔政最稱賢”，集林本“六王”作“親王”；壬癸本“六王小女最承恩”，集林本“六王”作“東平”；壬癸本“笑談差喜繆夫人”，集林本“笑談”作“圖畫”；壬癸本“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集林本“北狩年”作“幸朔方”，“常是受恩偏”作“恩幸故難量”；壬癸本“因看批答親教寫，為賜金章特與鐫”，集林本此二句作“內批教寫清舒館，小印新鐫同志堂”；壬癸本“北渚方深帝子愁”，集林本“方深”作“那堪”；“無故白日東北駛”，集林本“無故”作“不幸”；壬癸本“家帳珠簾即漸傾”，集林本“即漸傾”作“取次傾”；壬癸本“翻教本日作堯城”，集林本“作”作“恨”；壬癸本“今來翻受厲人憐”，集林本“翻”作“劣”，等等。

對勘壬癸本與集林本，王國維除了在字詞的精準和避復、語氣的承接與分寸上不竭考慮之外，還曾簡直重寫了壬癸本“內殿頻聞久論思，娘家頗惜閑恩惠膏澤”“因看批答親教寫，為賜金章特與鐫”四句，意思雖只是有必定的調劑，但文字差別就很年夜了。王國維這般反復考慮一首詩歌，這應當也是其詩歌創作中很少有的景象了。

但是，集林本對壬癸本的修正是何時停止的呢？《不雅堂集林》編訂于1922年，而王國維對《壬癸集》本《頤和園詞》的修訂畢竟是編訂集林本時姑且修正，仍是將此前修正本直接迻錄進集林本？此前尚無法答覆這一題目。今博檢國內外多地躲書，不測得悉臺灣“國度”藏書樓躲有王國維護修繕訂本《壬癸集》，王國維在扉頁記云：

此書發行迄今己未已七年，今歲春開端將年夜不當處改訂，錄呈子敬師長教師正之。國維。

由此可知，王國維護修繕訂《壬癸集》始于己未（1919年）春。修訂選集確定需求一個經過歷程，但《頤和園詞》乃居首之篇，則將王國維護修繕訂時光定于1919年春，應無題目。相較于八年前創作《頤和園詞》時的豪情以及七年前編進《壬癸集》時的考慮，此刻沉淀的時光更久，也是以可以更自在地對詩歌中的“年夜不當處”停止細致而感性的審閱。在這個修訂本中，我們不只可以持續看到王國維對字詞的考慮之痕，更可以看到他竟然重寫了四句。顯然壬癸本在他看來另有諸多不當之處。此本存羅振常貴寓多年。王國維往世后，其躲書和若干手稿散出較多，此中有不少經由過程羅振常之手售賣至japan(日本)、臺灣等國度和地域，而此修訂本《壬癸集》就如許輾轉到了臺灣今“國度”藏書樓的善本書室。

今檢讀臺灣躲修訂本《壬癸集》，王國維的修訂是在《壬癸集》的文本上直接停止的，這也是他的自躲本，鈐有“王國維”朱白文方印，他將修訂文字置于原文右列。這是集林本之前的一次主要修訂，若對勘集林本，王國維的此次修訂基礎上為集林本所接收。但即使是此次修訂間隔《不雅堂集林》交流的編輯時光這般接近，王國維編定《不雅堂集林》時依然再次調劑了壬癸訂本的部門文字。並且修改幅度比1919年春對壬癸本的修改更年夜，字詞考慮之外，又改寫了兩句。這大要是在收拾《不雅堂集林》擬收錄文稿時，再次加以修改者。

對勘壬癸訂本與集林本，不見于壬癸訂本而在集林本中新改訂者頗多。這些修訂大要可以分五品種型：其一，在字詞上加大力度感情的力度，如“第一”“不幸”“恨”“劣受”等，從水平下去確切比本來的“殊盡”“無故”“作”“翻受”，在感情上的表達更明白，也更無力量。其二，表述更準確，如“圖畫”行將繆夫人的畫家特色提醒出來，比泛泛的“燕談”更貼親身份；如“下澤車”當然寫出了此車合適池沼地下行走的效能特色，而“短轂車”則凸起了車的形制；如“取次傾”乃是表示傾覆的接連不竭，而“即漸傾”則是表示尚未開端的狀況，參諸汗青，顯然修訂后的文字更正確；而將“屬車恩遇故無量”改為“屬車恩幸故難量”，“無量”一詞不免難免顯得夸張，而“難量”則更能客不雅彰顯帝王的恩遇之隆。其三，語意接續更天然，如“即是昔時顧命臣”，原“卻”字轉機過火，而“便”字則承接更天然。其四，防止用語的重復，如原文屢次用“六王”，而集林本則以“親王”“東平”分辨表述，則防止了說話重復之嫌。其五，將原意停止了翻轉，如王訂本“內殿頻聞久論思，娘家頗惜閑恩惠膏澤”，集林本改“恩惠膏澤何曾逮娘家，咨謀往往聞溫室”，固然“咨謀”與“內殿”二句意思附近，但“娘家頗惜閑恩惠膏澤”一句，在“恩惠膏澤”前加一“閑”字略見雖有恩惠膏澤但不免難免薄弱之意，而修正后的“恩惠膏澤”一句，則將這種底本愛惜的“閑”恩惠膏澤也否認失落了，意思的翻轉仍是顯明的。

集林本《頤和園詞》應是王國維的終極定本，王國維生前固然對《不雅堂集林》中的其它文字有過修訂，這些修訂在羅振玉、趙萬里先后主事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海寧王靜安師長教師遺書》中都有所表現。但這篇《頤和園詞》卻再無一字修改，蓋王國維于斯篇，心力已盡矣。

從鈴木虎雄所存王國維手底稿（手底稿），這個手底稿同時也是王國維的第一次修訂本（鈴草本），到羅振玉手寫付印本（羅印本），再到《壬癸集》本（壬癸本）、王國維對《壬癸集》的再訂本（壬癸訂本），最后到《不雅堂集林》本（集林本），一個文本的構成竟然經過的事況了六次修訂，而時光也跨越了十年之久，此在在證明了一個文學經典的構成，除了需求過人的稟賦之外，異樣需求顛末一個不竭特別修擇的經過歷程。

三 中日報刊上《頤和園詞》之傳佈

《頤和園詞》創作于王國維居住京都初期，故此詞那時在japan(日本)的傳播和影響還在國際之上。鈴木虎雄在接獲王國維此詩后復函云：“仆欲以斯篇轉錄發載敝邦一二叢報紙上，傳諸通邑年夜都，未知高超許之否？”［20］王國維則復曰：“拙詞尊意擬轉錄發載貴邦雜志，毫無不成。”［21］在王國維的首肯下，《頤和園詞》最早即頒發于《藝文》第三年第六號（1912年5月），所用刊本為羅印本。而通邑年夜都是以得讀此詩者公然不勝枚舉。新村出追想云：

（王國維）善於詩文，這是我從那時他在《藝文》諸號所載的篇什里了解的。《頤和園詞》《蜀道難》等名篇，實在那時我無法精讀玩味。［22］

不外《藝文》雜志那時重要在japan(日本)漢學界較有影響，國際檢讀不易。在《壬癸集》編訂之前，《頤和園詞》的傳佈乃是在王國維、羅振玉周邊及國際的多數友人之間，重要以手底稿和羅印本的方法傳播。1913年《壬癸集》編定印行，由於才印百部，“不匝月亦為友愛散盡”［23］，傳播范圍仍相當無限。次年，《壬癸集》全體刊進《國粹叢刊》第一卷之后，傳播始廣。《頤和園詞》也在《藝文》之后陸續在中外的一些報刊上頒發，申明漸著。

japan(日本)《詩苑》第六集（1914年3月）篇首即為《頤和園詞》［24］。此詩頒發時末附木蘇牧考語，以此可知當為木蘇牧供給文本。而經對勘，此本乃出《壬癸集》。1913年6月29鈴木虎雄陪同木蘇牧訪時居京都東山神樂岡的王國維，然后鈴木虎雄、木蘇牧與王國維三人攜手再訪位于四周凈土寺的羅振玉，那時話題即觸及《頤和園詞》與《壬癸集》［25］。7月初《壬癸集》印就，王國維遂持贈木蘇牧等人。木蘇牧從中析出《頤和園詞》，并推舉到《詩苑》頒發，其前后經過歷程大要這般。今對勘《詩苑》與《壬癸集》兩本《頤和園詞》，文字悉同，也是一證。木蘇牧在《頤和園詞》末附評云：

筆意冷靜，字句極重繁重，而家國黍離之感，展陳一直，有余恫焉。余謂吳婁東詩沉郁淒涼，惻惻動聽處，真切少陵。若夫此篇，無論為杜為吳，惟為詩史讀之而可言。［26］

木蘇牧以為《頤和園詞》具有如杜甫、吳梅村詩歌淒涼詩史之感，既能夠是他讀詩后的自得之論，也能夠是在神樂岡聽王國維、鈴木虎雄等談及此詩而表現認同之意。由於王國維與鈴木通函論及此詩，年夜意亦與此附近。

1914年5月，《甲寅雜志》在japan(日本)創刊，第一卷第一號“詩錄”欄目之下，開篇即是“王國維詩一首”，而這首詩恰是《頤和園詞》［27］。經對勘，《甲寅雜志》創刊號所登的《頤和園詞》乃是采自羅印本。周光午說：“長沙章士釗得其詩，為揭載《甲寅日報》，一時海宇傳誦，稱盛事焉。”［28］《甲寅雜志》雖初在東京創刊，但其影響及于中日兩國。此后國際刊物也續有頒發。國際登載此詩最早的似是《年夜同月報》，其第一卷（1915）第十期刊《頤和園詞》，所用版本為羅印本。1921年中華書局編纂《清朝別史年夜不雅》，卷二也收錄此詩，題《頤和園長詞》。接著即是《不雅堂集林》和《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等的收錄，此外即是以邊敷文、黃濬等箋注本［29］的方法而傳播了。

四 王國維對《頤和園詞》的自許及鈴木虎雄等之藝術評價

王國維頗自賞此詩，年夜體將其定位在白居易《長恨歌》與吳偉業《圓圓曲》之間。在詩歌史上，能有如許的自我位置，當然不是王國維自覺自信，而是熟習詩史的王國維確切可以心安理得的。1912年4月15日，王國維致鈴木虎雄信云：

前作《頤和園詞》一首，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為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非如陳云伯輩但以秀縟見長，有肉無骨也。［30］

王國維對《頤和園詞》“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的定位，也足見其對此詩的自我愛護之意。而其背后評判詩歌高低的尺度更值得留意：

第一，以天然白描為高境，否決使事用典。他自以為無法企及白居易，就是由於白居易《長恨歌》寫一代史事，能不使事，故有天然高深之致；而吳梅村《圓圓曲》被以為可以追步，就是由於吳梅村“專以使事為工”，當然用典也用得好，但典故用得再好也不如不消典高深，故用典使事在天然白描眼前，自要居下一等。王國維曾說，假如在詩詞中“不使隸事之句，不消裝潢之字”，即于詩詞之道已過半矣［31］。這足以闡明使事用典在王國維的審美風氣中退居在邊沿，簡直沒有幾多翻空出奇的空間。他曾比擬白居易和吳偉業兩人詩歌好壞，而“隸事”則是此中最主要的尺度。他說：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好壞，即于此見。［32］

《人世詞話》之撰述早于《頤和園詞》，但從關于隸事的基礎立場來說，王國維的思惟是年夜體保持的，不外在與鈴木虎雄的通訊中對隸事而不掉清剛之氣者多了一分認同罷了。

第二，使事用典假如內蘊雄氣駿骨，白描而不掉深味，則亦屬次等之好詩。究竟比那些用典而有肉無骨、一味秀縟軟媚的詩歌，仍是要超出跨越一籌。王國維何故要把《頤和園詞》定位在“庶幾追步梅村”，實在與他早年對梅村詩歌的把玩也有著特殊的關系。在晚清任職學部之時，王國維和劉季英便喜好讀長詩。劉季英之子劉蕙孫后來追想說：

他們（按，指王國維與劉季英）那時又賭背誦吳梅村詠史七言長古。晚飯后就在房里朗誦《圓圓曲》《永和宮詞》《臨淮老妓行》等。［33］

可見吳偉業的詩歌尤其是《圓圓曲》《永和宮詞》等，已經這般活潑在他們的業余生涯中。由於對吳偉業的詩歌有這般把玩的功夫，這對于王國維后來創作長篇排律的影響天然是值得留意的。

很顯然，鈴木虎雄接收了王國維的見解。1912年蒲月八日，鈴木虎雄復函王國維云：

日前垂示《頤和園詞》一篇，拜誦紛歧再次，風骨俊爽，彩華絢輝，漱王駱之芳香，剔元虞之精華，何況事該情盡，義微詞隱。家國艱巨，宗社興亡，蘭成北徙，仲宣南行，慘何加焉！高超不敢自比噴鼻山，而稱趨步梅村。若陳云伯，則仰望遼廓。仆生平讀梅村詩，使事太繁，托興晦匿，恨無報酬作鄭箋者。且乏開闔變更之妙，動則有句而無篇，殆以律詩為古詩矣。繡組之功雖多，貫穿之義或缺。仆不學則固爾，然構造措詞之間，作者亦豈無一二疏虞處哉？高著則異之，隱而顯，微而著，懷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簡直駕婁江而上者，洵近今之所罕有也。［34］

鈴木虎雄的評價思緒似乎恰是沿著王國維的自評而來，可見他們論詩之契合。“風骨俊爽，彩華絢輝”如此，也即王國維評價吳梅村“雄氣駿骨”之意。王國維還只是謙遜地說“庶幾追步梅村”，而鈴木虎雄則以為王國維此詩“簡直駕婁江而上者”，以為實在曾經超出了吳偉業。

何故鈴木虎雄有如許的見解呢？這與他對吳偉業詩歌的定位有著直接的關系。鈴木虎雄對王國維關于吳偉業詩歌“專以使事為工”的說法并不完整認同，以為其使事而未必工，意義既乏貫穿，構造也乏變更，這與吳偉業使事多、托興晦的創作特色有關。王國維此詩當然也有令鈴木虎雄未解之現實，但究竟如許的處所并未幾，其全體成績在吳偉業之上，緣由也大要在此了。

鈴木虎雄對王國維此詩的稱賞確切用足了力量，這使得王國維也略有不安。1912年5月9日，他致信鈴木虎雄云：

《頤和園詞》稱獎過實，甚愧。此詞于覺羅氏一姓惱之事略具，至于全公民之運命，與其所乃至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另有更可悲于此者，擬為《東征賦》以發之，然手段尚未成熟，姑俟異日。［35］

寫“覺羅氏一姓惱之事”即是王國維此詩之創作主旨。王國維兩度言及擬作《東征賦》，前者在紀事中抒懷，乃不難之事；后者深探其因以及對將來社會和公民之影響，乃艱巨之事。王國維的《東征賦》畢竟由於懸格甚高而未能成篇，以致于后人往往將《頤和園詞》一篇作為王國維所有的思惟和感情的落腳點，夸年夜其哀挽之情，而不及其底本想要表達的深邃深摯之思，這不免難免令王國維抱冤了。

而在其別人看來，與這首《頤和園詞》可堪比擬的，就未必是《長恨歌》和《圓圓曲》了，而是其他相似的作品。若有學者評論《頤和園長詞》云：

海寧王國維長詞一首，佳麗無倫。以長慶之清詞，寫開元之艷跡，繾綣來去，感歎淋漓，誠此題之盡作也。［36］

“長慶之清詞”指元稹的《連昌宮詞》，這與王國維的自我定位略微有點偏離。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國內文士哀挽之作良多，此中孫雄挽詩即有“《頤和園曲》梅村體，《連昌宮詞》漫相擬”［37］句，直接說王國維的《頤和園詞》是梅村體詩，可與元稹的《連昌宮詞》相媲美。陳寅恪《王不雅堂師長教師挽詞》詩云“曾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激動人思”［38］，也將《頤和園詞》與元稹《連昌宮詞》比擬。蕭艾則以為元稹之詩另有批評的矛頭，而王國維之詩年夜率是哀挽的情調［39］。

這般，《長恨歌》《連昌宮詞》《圓圓曲》《圓明園詞》都成為《頤和園詞》的對比對象。以上諸家固然對《頤和園詞》的參照對象有所變更，但所相比的作品都可謂是詩歌史上的名作，總體上擢拔了王國維此詩的詩史位置。而王國維對此詩藝術上的自我確定以及鈴木虎雄“隱而顯，微而著，懷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洵近今之所罕有也”［40］的評價也著重在藝術程度之高。從這一角度而言，蕭艾以為王國維“專從寫作技能立說”自評其詩，倒也有幾分事理的［41］。羅繼祖說：“不雅堂的幾首長歌，嗣響梅村，是從文字技能上說。”［42］話說得盡對一點，但也可看出王國維的自矜，并不在“遺老”的感情，而在傑出的藝術，“非遺老”的藝術自矜，也許是更值得留意的。

五 《頤和園詞》主題：安魂的挽歌與潛隱的批評

《頤和園詞》只是王國維為清朝覆沒而作的第一首詩歌，重點是依照汗青線索寫出清王朝走向式微直至消亡的經過歷程。木下彪說：“此詩以西太后的平生為中間，詠清朝衰敗之經過歷程。”［43］既合適《頤和園詞》的現實，也符合王國維對此詩的自我體認。至于更深邃深摯的思慮則擬別為《東征賦》出之。換言之，用《頤和園詞》一詩來對待王國維對亡清的立場，顯然是不周全的。

王國維此排律篇制甚巨，構造上約分以下四層：先追述咸豐一朝的汗青，將國度一度復興的聲譽回于慈禧太后的任賢使能；接下寫頤和園的汗青與重建經過歷程以及慈禧在園中的行樂情形；繼而以慈禧口氣追想五十年間所經過的事況之事；最后寫慈禧往世后的滄桑劇變，并抒爆發者對此的繁重感嘆。慈禧是貫穿全詩的核心分子。在這里當然不消多花翰墨具體剖析全詩，但此中關家教于頤和園的描述以及王國維對清代覆亡的感歎是值得器重的。

王國維當然寫出了清王朝消亡的淒涼，亦如鈴木虎雄所說“家國艱巨，宗社興亡，蘭成北徙，仲宣南行，慘何加焉”，是一種無法挽回、迫不得已的悲涼之感。木蘇牧也說此詩：“家國黍離之感，展陳一直，有余恫焉。”［44］給人以淒涼沉痛之感。值得留意的是，邊敷文之注與黃濬補注，只是勘探此詩所涉之史實。黃濬雖有一句“靜庵惓惓故君”［45］，略述其對袁世凱竊國之仇恨以及對隆裕母子之同情，但也只是淡淡一句罷了。

關于此詩的主題，蕭艾以為：“靜安此詩……蓋用頤和園為題，借述有清一代興亡史也。詩中對慈禧太后極稱讚之能事。”［46］又說：

王國維……說什么“五十年間全國母，后來無繼前無偶”，把慈禧這個病國殃民的咸豐帝小妻子，說成千古一人，可謂極貢諛之能事了。［47］

職是之故，蕭艾把王國維撰《頤和園詞》與后來的進宮為南書房行走直接聯絡接觸了起來，以為是為后者發明了前提［48］。蕭艾年夜體否認王國維《頤和園詞》的思惟意義，但對其藝術成績仍是充足確定的［49］。

蕭艾的不雅點似乎直接影響到羅繼祖，他說：

我以為不雅堂情願作遺老決議往japan(日本)之前……《頤和園詞》一篇如作為史論，不免難免把慈禧捧得過火，所謂“五十年間全國母”，正好是這位“全國母”把清室山河葬送失落的。不如他早年那首《八月十五夜月》……寫得蘊藉委婉，得風人微旨。祖父編《遺書》時，把這首詩給刪往了，由於罵了慈禧。［50］

羅繼祖一向把王國維定位在“遺老”的地位上，並且認定他是“情願作遺老”的，并非受其祖父羅振聚會場地玉的影響，所以對其《頤和園詞》“不免難免把慈禧捧得過火”也持批駁之意。但他同時又說羅振玉編訂王國維遺書，卻不收《八月十五夜月》，來由是“由於罵了慈禧”。則王國維畢竟是捧了慈禧，仍是罵了慈禧，似乎就成了一個題目。

竹村則行與蕭艾、羅繼祖的見解非常類似。他以為王國維《頤和園詞》以慈禧太后為焦點，描寫了晚清五十年間的汗青成長，而其基礎偏向是可惜清朝走向惱的命運，對慈禧太后自己總佈滿了贊美和同情，而未見涓滴的批駁。他說：

在《頤和園詞》中，描寫的中間是五十年間操控中國清朝的西太后的生活。西太后在這一時代，可謂是朕即中國……一直是清朝遺老的王國維，其詩筆在《頤和園詞》中決心表達了對西太后的贊美。……《頤和園詞》可謂是清朝遺老王國維哀嘆中國清朝毀滅而作的安魂曲，是一首挽歌顏色激烈的佳作。［51］

實在，備受蕭艾、羅繼祖、竹村則行等垢議的“五十年間全國母，后來無繼前無偶”二句，寫的不外是一種汗青現實罷了。從咸豐十一年（1861）開端垂簾聽政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往世，固然此中有近三十年是東宮慈安與西宮慈禧配合聽政，但“西宮才略稱第一”，慈禧憑著出眾的才幹掌管朝政四十八年，“五十年”乃約數。而所謂“全國母”，實在是治理全國之意。此二句言慈禧以一位女性掌管朝政這般之長，此前既無先例，此后當亦再無此例，彰顯了慈禧在中國汗青上的特別性。質實而言，王國維“全國母”如此并非一味稱讚，重要是陳說汗青現實罷了。此句屢被學人引為極力頌揚慈禧者，意圖難免偏至了。

王國維自稱此詩重要寫清王朝之惱，作為從晚清走進平易近國之人，尤其是在晚清還有近五年任職學部經過的事況并如愿走上本身熱衷的學術之路的人來說，悼念一個曾賜與本身必定成長空間的時期的終結，并非不成懂得。而平易近國初年政壇上的翻云覆雨和各軍閥之間的比年混戰，客不雅上招致了社會次序的極年夜騷亂。加上平易近國之初共和政體在不雅念上對數千年封建文明的擠壓甚至摧殘，也使得在清朝生涯了35年的王國維一時難以順應，他要為清亡唱挽歌，要為掉落的清王朝安魂，緣由也在此。

但在那時的王國維而言，他顯然將更淒涼的感情和思惟放在對清亡的緣由考索與對社會大眾的影響方面。這意味著他對清王室的哀悼還只是一種表層景象，他更追蹤關心的實在是朝代更替的緣由以及所構成的社會反應。即如他在《送japan(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詩中所說：“履霜堅冰所由漸，麋鹿早上蘇州臺。興亡原非一姓事，不幸惵惵京與垓。”［52］他追蹤關心的實在不是一姓之興亡，而是興亡的紀律及其本源。王國維從不諱言清朝毀滅是悲涼的，但他以為這也盡對不是最悲涼的。他說：

至于全公民之運命，與其所乃至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另有更可悲于此者，擬為《東征賦》以發之。［53］

在王國維看來，清王朝就是一個“病”了的王朝，因“病”而“歿”，就成為一個難以順從的經過歷程，而追隨其“致病之由”，當然還要在已經的清王朝外部往尋覓，由這一病根招致全部公民所蒙受的艱巨困辱才是更可悲的，王國維對清亡之悲的熟悉有著很是深入的底蘊和條理。《東征賦》固然沒有寫成，但其基礎思緒和偏向曾經在這封信中流露了眉目。換言之，王國維對清王朝的批評就是這篇揣想中的《東征賦》的重要內在的事務。並且作為挽歌的《頤和園詞》與作為檢查的《東征賦》，在王國維那里是同步構想著的，并非顛末一個較長時光以后才恍然清楚的。這意味著王國維從一開端就是預備了兩支筆來寫清亡之事，離開擬想中的《東征賦》的基礎精力來單一看《頤和園詞》，注定是偏頗的。

明乎以上王國維的體系之思，再往返看這篇《頤和園詞》，一些看似稱讚并不乏熱鬧的文辭，也未嘗沒有悠揚的批駁之意在內。只是在悲戚的挽歌聲中，這種潛隱的批駁不不難為人發覺罷了。清王朝一度復興，離不開慈禧的聰明和專心，這也是汗青證實了的。慈禧得以垂簾聽政，并非靠小我心計心情上位，而是汗青機緣形成的。詩云：

倉促萬乘向金微，一往宮車不復回。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

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恩惠膏澤何曾逮娘家，咨謀往往聞溫室。

在英法聯軍緊逼北京的緊迫情形下，咸豐奔忙熱河行宮，次年居然客逝世異鄉。同治六歲稱帝，工具兩宮太后遂被汗青推到了前臺，而西宮皇太后（慈禧）才略過人，天然在此中起了更主要的感化。“親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欃槍回日月，八荒重睹復興年。”此后即是重用賢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平復內哄，挽狂瀾于既倒，使清朝再度呈現了復興局勢。在這一經過歷程中，慈禧所展示的膽略和才干，也奠基了此后數十年“全國母”的位置。這是已經勵精圖治的慈禧留在汗青上濃墨重彩的一頁。

但王國維接下的翰墨就很有興趣味了。清朝復興后的慈禧便開端轉移了留意力，試看以下詩句：

昆明萬壽佳山川，中心宮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閣三層峙。

磴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今夜懸。

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鸞馭。長樂深嚴苦敝神，甘泉爽塏宜清暑。

高金風抽豐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啟未央。丹陛年夜陳三部伎，玉巵親舉萬年觴。

……

尊號珠聯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別啟瓊林貯羨余，更營玉府蒐珍奇。

以上先極寫頤和園的絢麗和富奢，接寫每年三月慈禧來頤和園休閑避暑，并在天高氣爽之日舉行盛大而浪費的誕辰慶典，描述了慈禧與光緒之間威儀及其與近侍之間親和的雙重性情，對慈禧妄想名看（尊號珠聯十六字）以及斂財之行動也停止了委婉的批駁。勵精圖治的精力也在這種近乎極致的吃苦尋求中漸行漸遠了。固然王國維也寫到慈禧“月殿云階敞上方，宮中習靜夜焚噴鼻。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但一個朝代的茂盛與平順，哪里是焚噴鼻祝禱就能保持的呢？王國維的批駁之意持續委婉地流淌著。

接上去以慈禧的口氣追想在朝近五十年的經過的事況，此中既有跟隨咸豐帝逃向熱河、攜帶光緒帝逃向西安的不勝經過的事況，也有備受重臣猜疑防范的經過歷程。既寫了慈禧對咸豐帝的眷眷密意，也寫了先后攙扶同治帝、光緒帝生長的顛末。畢竟由於忠良之臣的艱巨保持，而使清王朝元氣漸復。在這一系各國事動蕩之中，慈禧被汗青選擇性地坐上了統治全國的地位，但慈禧并非同心專心妄想權利，而是無可推辭。這是王國維對慈禧的基礎定位，這必定位從最後的垂簾聽政而言，天然是合適現實的，但跟著數十年擁權自重，就未必如王國維所說慈禧是“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無冀弄諸孫”了。

再下即是寫慈禧臨終之事。“復數同時奉話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濟艱巨。”慈禧病篤之時，年僅四歲的溥儀匆促即位，慈禧自感明天將來無多，遂招張之洞、袁世凱與慶親王奕劻，同受顧命，以保持殘局。成果呢？“原廟圖畫儼若神，鏡奩遺物尚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即是昔時顧命臣。”木蘇牧就看出這數句之中王國維的深意。他說：“‘那知本日新朝主，倒是昔時顧命臣’，十四字，真是董狐誅心筆。”［54］木蘇牧擬王國維如董狐，贊揚其評說之精準鋒利。由於恰是這個作為顧命年夜臣的袁世凱的不作為甚至反作為而招致了清王朝的終結。

慈禧往世不久，已經的顧命年夜臣袁世凱就搖身一變為內閣總理，繼而更成為中華平易近國的總統。此中當然重要是袁世凱為人之不醇厚以及對清廷之不虔誠，但也未嘗與慈禧的所托非人有關。這般，慈禧苦心運營也已經在此中極盡歡心的頤和園，就釀成“云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取次傾。豈謂先朝營楚殿，翻教本日恨堯城”，不料竟成為遜清朝廷茍延殘喘之地，是清王朝自建類乎自我軟禁之地也。一園之榮枯實見證了一朝之榮枯，慈禧在此中的功過乃是不問可知的。

慈禧在朝用人當然有神來之筆，如重用曾國藩、李鴻章等。但后來徹底斷送清王朝的也是慈禧生前非常重視的袁世凱，則慈禧用人之誤，也異樣是一種現實。詩中描述頤和園宮殿的極盡繁榮，但為何守不住這種繁榮呢？作為“五十年間全國母”的慈禧當然是有義務的，由於彼時的慈禧，用竹村則行的話來說“朕即中國”，一小我與一個時期、一個王朝的命運風雨同舟。汗青給了她五十年的時光，足夠運營一個強大的清朝。但一度復興之后，慈禧就沉醉在過于浪費的生涯享用之中，而任用袁世凱的過錯，更使得轉眼之間繁榮消盡。

內涵的緣由必定要深追到慈禧身上。不外，在《頤和園詞》中，王國維的感情確切更多地逗留在論述汗青、哀嘆興起之中。“定陵松柏郁青青，應為興亡一拊膺。卻憶年年冷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這開頭四句的淒涼，足見王國維心境之沉痛。而對形成這種汗青和景象的深邃深摯緣由尚無法在詩中充足表示，故擬別撰《東征賦》出之。換言之，這篇《東征賦》雖未寫就，但既是更深條理的摸索，則在《頤和園詞》中批駁尚顯含混隱晦的處所，當在王國維預設的這篇賦中重點揭出。既然“朕即中國”是晚清五十年的一種現實，則清王朝掉落之故，也需求從“朕”身上往找。一個底本勤懇、精明而強悍的“朕”何故喪失了她的王朝呢？所以《頤和園詞》以慈禧的五十年寫晚清惱，先叫一曲哀婉的挽歌，而為后續深入的思慮奠基基本罷了。

實在，即使這篇未就的《東征賦》不克不及為我們供給王國維批駁晚清朝政的實在證據，但王國維稍后撰成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也可與《頤和園詞》聯類而看。《頤和園詞》開頭部門有“宣室遺囑猶在耳，江山盟誓期終始。孀婦孤兒要易欺，歌頌獄訟終何是”四句，即言及袁世凱背約棄義，令隆裕皇太后與宣統帝備受欺負之事。而《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則以此為契機，先寫隆裕被封爵為光緒皇后以及此后備受光緒蕭瑟的顛末，接寫光緒因變法掉敗而被軟禁，繼寫八國聯軍侵華以及慈禧與光緒同時病重往世，此后即是將袁世凱與隆裕對比而寫了。

在宣統即位后，攝政王曾一度解除了袁世凱軍機年夜臣的職務，令其回客籍養疴。但在辛亥反動迸發后的內憂內亂之際，清廷還是不計前嫌，敦請袁世凱再度回朝。“廟謨先立帥，廷議盡推袁。灑落捐前隙，低徊憶后艱”［55］如此，就是寫袁世凱被特任為內閣總理年夜臣，令其重組新內閣，試圖重振清廷之事。袁世凱開初是帶著感恩的心境回到清宮，但他很快就認識到本身處境的為難和不安，大舉玩弄騎墻權謀停止政治投契，穿越在清廷和反動軍之間，終極勒迫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發布清帝退位聖旨。此時的清廷就像王國維在詩中所說：“黃圖馀禁籞，赤子剩中涓。”已經宏大的清帝國只剩下紫禁城這一狹小之地，照舊虔誠清廷的子平易近也就只剩下宮中的寺人了。王國維的筆鋒蘸滿了譏諷之意，極為尖利。

假如說《頤和園詞》重要以慈禧一報酬中間的話，《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就是以隆裕皇太后與袁世凱為雙中間，所以此二詩的關系至為親密。袁世凱是終結清朝命運的主要推手，而袁世凱能進進權利中樞，又與慈禧的關系不成朋分。王國維在《頤和園詞》中還只是一言帶過對袁世凱的諷刺，而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中，則將袁世凱置于無忠無信的奸滑之人之列，并將清帝最后的退位回于袁世凱的勒迫［56］。換言之，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中，王國維越是對袁世凱表達不滿，便越能彰顯《頤和園詞》中對慈禧任人掉察潛隱的批駁，加上慈禧執政局穩固后，尋求享用與虛名，掉往了初期勵精圖治的精力。這般將二詩對勘，從慈禧在艱巨時代的干練，到初步復興之后的懶惰之心，再到錯用袁世凱，王國維在尊敬現實基本上的批駁實在長短常清楚且分寸精切的。

由《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一詩對袁世凱的極盡譏諷之能事，可見王國維從根源上對慈禧的不滿。也許周全考核清王朝致病之由，不是一兩首詩歌能夠承擔的，但聯合《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一詩來看，隆裕是“補天愁石破，每日恨泉干”，是盡了全力但迫不得已了。而慈禧在政局穩固之后就妄想安適，對國是則盼望經由過程焚噴鼻祝禱來求得安靜。相形之下，王國維這類說話無不是在悠揚批駁慈禧。加上擢拔袁世凱為清王朝的消亡更是埋下了隱患。這般，怠于政事、妄想安適、尋求名利、任用奸臣，也都是王國維筆下這位“五十年間全國母”的部門作為，無論若何，這都不是王國維能夠歌唱的內在的事務。此詩究竟是寫于《頤和園詞》一年之后，對晚清致病之由以及清末的慌張局促確切有了更周全更深入的體認。

六 王國維與頤和園的不解之緣

在隆裕皇太后率宣統天子宣布退位之后，平易近國當局在與遜清朝廷協商的基本上，制訂了《優待前提》，此中就在“甲”之第三款明白規則：

年夜清天子辭位之后，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57］

這至多闡明平易近國當局最後是擬將頤和園作為遜清皇室的久長棲身之地的。但由於遜清皇室在紫禁城暫居時代，頗多對平易近國當局的疏忽甚至挑戰之舉，終極招致甲子之變的產生。移居頤和園便是以成為一紙空文了。平易近國樹立后，頤和園的應用便一向是個話題。在各界人士的激烈請求下，北洋當局慢慢開放頤和園認為觀賞游覽之地，治理權雖仍屬于清室，但皇室私人園林的開放已然成為現實。在這種情形下，本來作為帝王行宮的頤和園，便也逐步掉往了“皇室”的特征。

據現有確實的文獻，王國維平生至多兩度踏訪頤和園。1912年仲春，當他在京都創作《頤和園詞》之時，他對頤和園外部建筑布局的清楚，似乎不是一個不曾親至者可以或許純潔憑想象能完成的。王國維第一次赴京，時在1906年春，次年官學部，此后一向到1911年十月中攜眷隨羅振玉東渡japan(日本)，在京前后五年半多一點時光。據趙萬里《王靜安師長教師年譜》，尚未檢到有往頤和園的記載。但一個從未到訪過頤和園的人，若何對頤和園的布局這般精熟呢？他這般精準地描述出排云之宮殿、挺拔之樓宇、盤曲之隥道和樹木之燈飾，若非親至其處，確切是難以想象的。

此刻明白記錄王國維到訪頤和園之事的，出自溥儀的英文徒弟莊士敦的《紫禁城的傍晚》一書，年夜致在甲子之變前的夏秋之間，也就是在1924年8、9月間。莊士敦在鄭孝胥推舉下治理頤和園事務。由於購買了大批擬被當做廢紙化為紙漿的內閣年夜庫文件，羅振玉亟需尋覓一處平安和闊年夜的處所以便寄存、收拾和研討。大要是羅振玉起意要與王國維一路往頤和園找莊士敦，而王國維似乎對頤和園心存一份害怕之意。1924年7月13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曾委婉道出似未便踏訪之意。他說：“莊在御園時多，其地深嚴，時有椒涂蹤影，我輩亦不便往也。”［58］“御園”即指頤和園，“椒涂”指宮女。但王國維終極被羅振玉壓服了，兩人隨后攜手來頤和園，“做一日逗留”，“我們回到頤和園后，坐在昆明湖前，歡欣鼓舞地議論此行的收獲，并會商將來的打算”［59］。莊士敦具體記載王國維踏訪頤和園固然只要這一次。但頤和園呈現王國維的身影應當并非偶然，在莊士敦的相干語境中，王國維與羅振玉應當也是頤和園的常客。他說：

鄭孝胥和他的兒子鄭垂，是我在頤和園常常接待的伴侶。同時，我們的伴侶中還有兩個出色的學者。一個是王國維，一個是羅振玉。”［60］

鄭孝胥父子是“常常接待的伴侶”，而莊士敦言及王國維與羅振玉，也是用“同時”二字順延著這一語境。這時辰王國維的成分是溥儀的南書房行走。

王國維出任清華黌舍國粹研討院導師之后，頤和園就釀成了近在天涯的存在。當時凡有友人來訪，大要是清華園與頤和園相鄰，王國維的話題也經常及于此園。簽名“醉”的《回想鱗爪》記云：

師長教師在清華也……嘗謂余曰：“吾自來此處，未窺頤和園，頑樸可羞。”言畢，師長教師淺笑。［61］

此“醉”當為日人橋川時雄，因其在文中稱《文字聯盟》為本志，而橋川恰是該雜志主事者。青木正兒也回想說：

師長教師住過的清華黌舍離師長教師自沉的頤和園昆明湖很近，並且我們會晤的時辰，他說搬到那里后一次也沒往過頤和園。……師長教師對頤和園有著那么激烈的迷戀，且與居所近在天涯，卻從未往過，其實不成思議。［62］

青木正兒讀過王國維的《頤和園詞》，而對其進職清華后，于近在天涯的頤和園竟然從未往過，已有匪夷所思之感了。吳其昌說：

事后據人談起，師長教師在前些日子和人談及頤和園的風景，尚慨嘆本身在北平如許久，園中卻一次沒有往過。［63］

吳其昌是聽來的文字，所以把就職清華導師后未訪頤和園，誤為“在北平如許久，園中卻一次沒有往過”，現實雖有一點收支，但“頤和園”作為一個話題，看來是王國維不時自動提起的。

王國維對先生、友人幾回再三提起未訪頤和園之事，實在在任教清華時代，王國維沒往過的處所何止頤和園一地。但幾回再三將未往頤和園作為話題，可見頤和園在貳心目中的特別性。換言之，踏訪頤和園本應是王國維料想中早就應當踐行之事，而幾回再三遲延，此刻我們了解，其間或有不成言說者在。金梁記王國維自沉前三日，曾訪問王國維清華居所，“談次忽及頤和園，謂‘本日干凈土，唯此一灣水耳。’蓋逝世志已決于三日前矣”［64］。看來頤和園對于王國維來說，既是必訪之地，又是憂傷之地。其緣由正如木下彪所說：

已經管轄全中國的清朝……此刻只余一個頤和園了。這是清朝最后的一片領地，王氏以此為謝世之所。［65］

他將頤和園作為“干凈土”，尤其以昆明湖這“一灣水”為代表，可見貳心中的頤和園是一個可以安置本身魂靈的處所。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單獨重訪頤和園，這一次他買了門票，直接就走到了魚藻軒邊的昆明湖畔，這一次不是持續思慮內閣文庫材料的處置，而是要以此一灣“干凈水”終結本身的性命。莊士敦說：“這（按，指魚藻軒前昆明湖邊）恰好是三年前我們坐著在會商我們的打算的阿誰處所”［66］。看來王國維選中這里了卻本身的平生，除了對清王朝具有一種特殊的情懷之外，還由於這里已經承載著三年前（也許還有更多年前）的記憶。那時髦嚮往著將來，王國維、羅振玉、鄭孝胥與莊士敦在湖畔泛論，四人神情飛揚；此時則中止了此刻，只要王國維一人黯然獨處。這時辰王國維的成分是清華黌舍國粹研討院導師。

japan(日本)學者由於與羅振玉等人的關系，其對王國維思惟偏向及自沉緣由的判定，大略在忠清殉節方面。而王國維選擇頤和園作為自沉之地，亦如黃濬所說：“靜庵詠頤和園，而身自沉于昆明湖，亦是一預讖。”［67］竹村則行也持類似的見解。他說：

1912年，王國維在京都創作《頤和園詞》的時辰，他確定沒有想到十五年后本身會自沉于阿誰頤和園的昆明湖，但具有譏諷意味的是，對于王國維來說，《頤和園詞》就好像詩讖預示了這一終局。［68］

由此看來，王國維、頤和園與《頤和園詞》確切是一組在文學上、汗青上和政治上都值得深刻研討的關系。

注釋：

［1］［45］［67］ 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李吉奎收拾，第743頁，中華書局2013年版。

［2］鄧云鄉：《靜安師長教師〈頤和園詞〉本領》，《學林漫錄》九集，第53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3］［5］［7］［11］［28］［58］［62］［63］［64］《王國維選集》，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第20卷第426頁，第8卷第636頁，第20卷第425頁，第15卷第348頁，第20卷第291頁，第15卷第566頁，第20卷第388頁，第20卷第352頁，第20卷第219頁，浙江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

［4］［8］［9］［14］［15］［21］［25］［30］［35］［53］《王國維手札日誌》，房鑫亮編校，第491頁，第53頁，第38頁，第53頁，第45頁，第54頁，第60頁，第53頁，第54頁，第54頁，浙江教導出書社2015年版。

［6］王國維：《壬子三詩》，底稿，躲中國國度藏書樓古籍部。

［10］拜見劉蕙孫《我所清楚的王靜安師長教師》，《追想王國維（增訂本）》，陳平原、王風編，第460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羅振玉此語為劉蕙孫轉述，或有未準確處，也許包含創作前與羅振玉的扳談及構想的時光。

［12］黃濬以為此詩作于平易近國三年（1914），拜見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李吉奎收拾，第503頁，中華書局2013年版。鄧云鄉《靜安師長教師〈頤和園詞〉本領》一文以為作于平易近國二三年之交，拜見《學林漫錄》九集，中華書局編纂部編，第78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此皆屬于多此一舉之說，故在此不贅述。

［13］羅振玉之激賞大要是現實，但今檢羅、王往復手札及羅振玉稍后撰《五旬日夢痕錄》、暮年撰《集蓼編》均未言及靜安之《頤和園詞》。故羅振玉直接之評價，尚無由得見。

［16］按：王國維起草《頤和園詞》應稀有本，只是其最後之底稿今已無法檢獲。其抄贈鈴木虎雄者當為初步定稿之本，而在抄贈終了后，檢視之下，復有修訂。故今只能以抄贈鈴木虎雄者底本為手底稿，而以在此手底稿上修訂之本為鈴草本。

［17］［43］［65］ 木下彪：《王國維和〈頤和園詞〉》（上），《文學論集》第1集，1958年10月。按：該刊為japan(日本)岡山年夜學法經短期年夜學部編，本文援用木下彪此文，皆由艾冰梅博士譯。

［18］1913年7月，《壬癸集》印行后，底本于次年刊于《國粹叢刊》第一卷（甲寅一），兩本文字雷同，故《國粹叢刊》刊本不具有版本意義。

［19］本文援用“集林本”《頤和園詞》，皆出王國維《王國維手定不雅堂集林》，黃愛梅點校，第517—518頁，浙江教導出書社2014年版。

［20］［34］［40］《國度藏書樓躲王國維往還手札集》第6冊，中國國度藏書樓古籍館編，第2595頁，第2594—2595頁，第2595頁，中華書局2017年版。

［22］［33］［61］《追想王國維（增訂本）》，陳平原、王風編，第316頁，第460頁，第350頁。

［23］趙萬里：《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撮要·壬癸集》，《趙萬里文集》第3卷，冀淑英、張志清、劉波主編，第401頁，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12年版。

［24］《詩苑》雜志由森川竹蹊于年夜正二年（1913）十月創刊，每月一期，直至年夜正六年（1917）玄月森川竹蹊往世，共出書48集。第六集的出書時光為1914年3月。

［26］［44］［54］《詩苑》第六集，1914年3月。

［27］《甲寅雜志》為月刊，由章士釗（秋桐）1914年 5月10日在japan(日本)東京創刊，陳獨秀等協辦。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書，至第10期被禁復刊。

［29］邊敷文《王國維頤和園宮詞箋注》初刊《北京畫報》平易近國二十年（1931）仲春十八日總第一百五十六期，簽名“太始”，即邊敷文字，此后在仲春二十八日、三月十二日、蒲月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六月三旬日共分六期連載。黃濬撰《王靜安頤和園詞》，在引錄邊敷文注的同時續有補注，連載于《中心時勢周報》，續刊于《學海》，兩報刊連載時光起于1934年訖至1937年8月。

［31］［32］ 彭玉平：《人世詞話疏證》，第168頁，第170頁，中華書局2011年版。

［36］《清朝別史年夜不雅》第一冊，小橫噴鼻室主人編，第87頁，上海書店1981年版。按：此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收錄時，詩題改為《頤和園長詞》。

［37］《王忠愨公哀挽錄》，王高超等編，第16頁，天津羅氏貽安堂刻本，1927年7月。

［38］陳寅恪：《陳寅恪集·詩集（附唐筼詩存）》，第13頁，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39］［41］［46］［49］《王國維詩詞箋校》，蕭艾箋校，第44頁，第44頁，第43頁，第44頁，湖南國民出書社1984年版。

［42］［50］ 羅繼祖：《庭聞憶略》，第160頁，第160—161頁，吉林文史出書社1987年版。

［47］［48］ 蕭艾：《王國維評傳》，第182—183頁，第214頁，浙江古籍出書社1987年版。

［51］［68］ 竹村則行：《王國維〈頤和園詞〉與吳梅村〈永和宮詞〉》，《樋口進師長教師古稀留念：中國古代文學論集》，japan(日本)樋口進師長教師古稀留念論集發行會編，第470頁，第472頁，中國書店（福岡）1990年版。此文由謝崇寧傳授譯。

［52］王國維：《王國維手定不雅堂集林》，黃愛梅點校，第519頁。

［55］王國維：《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王國維手定不雅堂集林》，黃愛梅點校，第524頁。本文援用此詩，皆出此本第523—524頁。

［56］木下彪說：“借使倘使使禁衛軍協統、清軍獨一名將良弼未被刺客刺殺，升允亦未被袁世凱的偽旨所詐騙的話，清朝的統治應當還可以持續吧。”拜見木下彪《王國維和〈頤和園詞〉》，《文學論集》第1集，1958年10月。

［57］拜見秦國經《遜清皇室軼事》，第5頁，紫禁城出書社1985年版。

［59］［60］［66］ 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著：《紫禁城的傍晚》，高伯雨譯注，第237—238頁，第237頁，第238頁，上海國民出書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