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凋的聰明之樹——悼念周玨良師長教師–文史–中國作家找九宮格共享空間網

1983年，也就是四十年前，周玨良（1916—1992）師長教師頒發論文《河、海、園——〈紅樓夢〉〈莫比·迪克〉〈哈克貝利·芬〉的比擬研討》。這是他一向盼望摸索的廣泛詩學的範疇。只是，如王佐良在《周玨良文集》序中遺憾道出的，“很多事在他似乎只是剛開了一個頭”。周玨良并不固執于著作，我們想要清楚更多他在學問人生上的洞察感悟，還須回看他在20世紀的優游過程。

北京本國語年夜學的前身是1941年景立于延安的中國抗日軍政年夜學三分校俄文年夜隊，后成長為延安本國語黌舍。1949年以后，黌舍回交際部引導，后改名為北京本國語學院。實在除了延安的傳統之外，清華外文系的傳統，在北外，特殊是英語說話文學方面也有側重要的影響。王佐良、許國璋和周玨良等著名全國的傳授都是清華年夜學外文系的結業生。

我在北外肄業時代沒有見過周玨良師長教師。只是聽英語系的同窗說，玨良師長教師不只英文好，也是一個特殊有學問、有風采的傳授。那時辰我對釋教發生了濃重的愛好。經北外中文系一位教員的先容，我常常往位于西四的廣濟寺讀佛經，并在那里熟悉了周紹良師長教師。廣濟寺是中國釋教協會的地點地，我在釋教協會的藏書樓也看到了多種“周叔迦居士贈書”，但我卻歷來沒有把這些同周玨良師長教師聯絡接觸在一路過。

《周玨良文集》

2004年，我在研討衛個人空間禮賢的經過歷程中，發明他不只將中國的經典翻譯成了德文，同時也將德國哲學譯介到了中國。1914年的時辰，他與一位名叫周暹的中國人一起配合將康德的《人心才能論》（1797）譯成了中文。后來我在影印本的《人心才能論》（1987）簽名周玨良的手書后記中，了解周暹是周叔弢師長教師的名，這才真正將北外那位英語傳授周玨良與周叔弢之子聯絡接觸在一路。

玨良師長教師的平生，如同一部中國現今世的汗青。他1916年生于天津，出生于顯赫的建德周氏家族：曾祖父周馥官至兩廣總督；祖父周學海為光緒年間進士，平生恬澹功名，唯好唸書，尤喜鉆研醫學；父親周叔弢是實業家、古籍文物加入我的最愛家。玨良早年上完私塾后，結業于天津南開中學，之后在清華年夜教學場地學和昆明東北聯年夜本國語文系進修。抗日戰鬥成功后的1946年，玨良回到母校擔負講師。作為清華培育的青年才俊，玨良與王佐良、丁則良和王乃樑一道被稱作“四良”。1947年他考取了自費赴美留先生，到芝加哥年夜學攻讀英國文學。1949年回國，在華北年夜學停止了長久的政治進修后，從1950年開端他就一向在北京本國語學院任教。執政鮮戰鬥后期的1953年，他赴朝鮮擔負過開城寢兵會談的翻譯。

從玨良師長教師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真正對他發生影響的有兩小我，一位是父親弢翁，另一位是他在東北聯年夜的導師吳宓。

玨良師長教師在《周叔弢師長教師的版本目次學》《我父親和書》以及《〈自莊重堪善本書目〉后記》三篇文章中，對其父弢翁的躲書做過體系的研討。他以為，依照清代詩人響亮吉在《江北詩話》將躲書家分為訂正、校讎、加入我的最愛、賞鑒、掠販五種的說法，弢翁繼續了傳統，且遠紹乾嘉年間的顧千里、黃堯圃。玨良在另一篇文章《自莊重堪躲書綜述》中舉例提到了弢翁所躲西文書中的英文書，文學方面，包含《新會校會注會評本莎士比亞選集》，以及關于莎士比亞文法、詞匯、列傳等等的著作，還有很多講授用莎氏選集注釋本，斯賓塞和彌爾頓的選集和分冊注釋本等等。此外還有良多叢書，如《人人書庫》《家庭年夜學叢書》以及《司各特書庫》。玨良說：“我少時從翻閱這些書中得益不淺。”

恰是家庭躲書的潛移默化，讓玨良開端對英國文學發生了愛好。作為真正發蒙教員的父親，對玨良后來選擇英國文學作為本身終生的工作，起到了決議性的感化。

可居室躲1980年5月25日周玨良寄年老周一良函，談及《自莊重堪善本書目》出書停頓

玨良的別的一位人生導師是吳宓，他們最後瞭解于1935年的秋天，玨良考進清華年夜學外文系的時辰，是經他的堂兄周熙良先容的。后來他們熟習起來，吳宓常常將書借給玨良和他的同窗李賦寧。1940—1941年玨良在昆明的東北聯年夜做研討生，吳宓成了他的導師。玨良以為，吳宓師長教師不只為人篤實懇切，在做學問方面也樸素無華，“從不作排擠之論，更無嘩眾取寵之心”。玨良提到在清華的時辰，吳宓曾開設“英國浪漫詩人”的課程：“他側重講時期佈景、詩人生平、詩的本領和思惟內在的事務以致英詩的格律，而獨少談起詩的審美方面。那時我感到如許講法太死板有趣，頗不滿足。后來常識漸長，又到國外年夜學肄業開了眼界才了解在新批駁派風行之前，這是文學的傳統教法，領會到它自有優點。”玨良特殊謹記于吳宓有關文學變遷的論點：“文學之變遷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轉摹彼人，舍本國之作者而取異國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是異采新出，然其不脫臨摹一也。”這不只僅實用于某一國的平易近族文學，同時也實用于比擬文學。玨良以為，吳宓異樣是中國比擬文學的首創者，他的《〈紅樓夢〉新法》即是經由過程與英國小說的比擬來熟悉《紅樓夢》一書的特色。而吳宓的論點，在玨良后來的英國文學研討、比擬文學研討中都有所表現。

玨良師長教師的身上帶著一種舊時期的貴族氣，從他分歧時代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復古而又羨新，享用生涯而又情愿投進到新時期的潮水之中往。先生曾回想他“臉上總掛著一絲若隱若現的淺笑”，我一向感到他淺笑的背后，實在心坎一向帶有完成某種任務的剛毅。依照釋教中不雅學派的說法，我們能看到的玨良師長教師的平生，很多經過的事況，只是由于經歷或習共享空間氣所察看到的事物習慣罷了，是所謂的俗諦。而從畢竟處體驗玨良的心坎世界，才是第一義諦。

玨良師長教師1950年進進北外任教——那時的北外還在頤和園旁邊的西苑，他們一家人只能擠在一間缺乏10平米的已經做過兵營的排房之中；1958年北外搬進魏公村的新址后，他們一大師子也只能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屋子中。前些天我在讀玨良師長教師的夫聚會場地人方緗（1920—2020）密斯的回想錄，她寫道：“1986年黌舍落實政策，為他調劑了宿舍，年已70歲的玨良竟然獲得了一間寬闊的完整屬于本身的書房，喜出看外。……他很是愛本身的書房，取名‘書巢’，并把它當成本身的號，寫點什么偶然用以簽名。……在書巢中為所欲為地翻出本身愛好的冊本、字帖、墨硯之類閱讀欣賞，有時情之所至，磨墨寫上一兩帖詩詞書法。”《書巢》是陸游的名篇，文中活潑而風趣地表示詩人嗜書如命、與書俱生的人生狀況。陸游所謂“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這實在也是玨良師長教師的幻想。

在比擬文學方面，玨良師長教師的論文《河、海、園——〈紅樓夢〉〈莫比·迪克〉〈哈克貝利·芬〉的比擬研討》長短常具有代表性的。玨良以為，盡管曹雪芹、梅爾維爾和吐溫所處的時期完整分歧，但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密西西比河、海和年夜不雅園卻組成了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沖突的戲劇性排場。他盼望經由過程對分歧國度分歧時期的作品做更多的回納研討，“應該能發明更多配合的藝術構造準繩，甚至到達樹立某種廣泛性的有應用價值的詩學”。這一研討實在曾經直覺地翻開了費正清“沖擊—回應說”的實際格式。

即使在他的專門研究研討範疇，玨良師長教師也沒有年夜部頭的論著或翻譯。一向到他暮年撰寫的《英詩選譯》，他也只是細致剖析了龐德、華茲華斯、拜倫、蒲柏、莎士比亞、濟慈、艾略特的八首作品，分辨以《以最短的開端》《一首清爽蘊藉的抒懷詩》《詠佳麗詩》《詩可以不言志》《無韻的詩》《美好的詠物小詩》《以俗為雅之詩》《墓銘——詩的變體》為題，經由過程詩人的生平、時期佈景、詩歌的主題以及中英詩的對照，既講授了說話、格律，又說明了旨趣。正由於玨良師長教師沒有尋求巨大敘事的野心，他才幹像詩人一樣正確地向中國讀者轉達英詩中的審美和情調。

玨良師長教師的文章之所以有興趣義，讓人讀起來感到有興趣思，最要害的一點是他不竭在停止中西詩學的比擬，而不是用實質主義的方法下結論。在《中國詩論中的情勢直覺》一文中，他先后羅列了宋代詩人陳與義所說的“生”于“眼底”而有待“設定句法”的《春日詩》之一；濟慈的那篇在星空中的高尚的詩篇“huge cloudy symbols”（宏大而昏黃的象征）；陸機那“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的境界；劉勰的“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的狀態；蔡邕所論在書法中要“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蘇東坡論文與可畫竹之“胸中有數”；陳師道謂“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也”；20世紀古代音樂的傳怪傑物斯特拉文斯基謂音樂創作中的“the intuitive grasp of an unknown entity already possessed but not yet intelligible”（對已到達但尚不明白的一種不著名物的直接把握）；以及他在芝加哥的傳授克蘭所謂的寫文章要有“subsuming form”（統帥一切的情勢）等，他經由過程中西詩歌、繪畫甚至音樂的會通，提出用“情勢直覺”來替換諸如“心機”“神韻”“沉郁”“抑揚”等傳統文論的范疇。除了中國的詩詞，他也提到19世紀英國有名批駁家阿諾德剖析那時英國詩作的時辰，也會用到這一剖析情勢。“我以為把‘情勢直覺’作為中國詩論的一個特色，把握住這一點以研討中國詩論就不會產生那種凡是的曲解。”

正由於玨良諳習中英兩種詩學、兩種文明，是以他非論對英語文學仍是中國文學，城市有發明性的熟悉。他曾剖析過用新批駁派評論家利維斯的方式來解讀雪萊的詩——“用一個時期的詩感來讀另一個時期的詩”，他以為長短常有興趣義的一件事。同時他也指出，應用中國傳統的詩感來讀雪萊，也是可以接收的，“由於它能容忍很年夜的昏黃、含混”。

王佐良師長教師已經說，玨良師長教師的“不成及處良多”。玨良師長教師往世前已經把本身的文字收拾成《周玨良文集》合計50萬字，不外是600多頁的一部著作罷了。但此中良多篇都是值得我們明天仍然專心往瀏覽的。

盡管玨良有詩人的氣質，也有一顆詩心，但他從上年夜學開端便“同心專心想當學者，不搞創作”，與他的同窗、后來的妹夫穆旦（查良錚）走了完整分歧的路。他在講到穆旦的《聰明之歌》時援用了此中的一段：

但唯有一棵聰明之樹不凋，

我了解它以我的苦汁為養分，

他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

我咒罵它每一片葉的滋生。

之后，玨良如是評論道：“這聰明之樹是以苦汁為養分，是嘲弄人的，也是可咒罵的，可交流是它又是不凋的，碧綠的，不竭滋生的……。”

玨良往世后，年老一良寫道：“……其專門研究是英美文學，而中國文學涵養也很好，并擅書法。他素性懶惰疏放，有詩人氣質，愛好甚多。……我為他寫了一副挽聯：‘生也優游，往得瀟灑；詩精中外，書追晉唐’。”

玨良師長教師在暮年的時辰謙遜地說：“數十年來我是翻譯界中一個打雜的，筆譯筆譯，政治文學，外譯中，中譯外都搞過，都沒有專門搞，又由於對文學實際有愛好，因之對翻譯實際也常常留意，可也沒有專門搞過。”實在，非論在翻譯仍是在研討上，玨良師長教師都對中國傳統文明與英國文學傳統做了極好意義上的聯合，恰是在這一聯合之上，他對中國文明和東方文明都有一種隔岸的洞察。更不足為奇的是，他在此基本之上，有著對文學和人生的徹悟。

（作者為北京本國語年夜學汗青學院傳授）